书坊｜沿着运河读“水浒”

文｜李梓菁

两千五百年的光阴沉入运河河底，酿成三千里的绵延。从《宋史》等正史中关于宋江起义的只言片语，到周密《癸辛杂识》所录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的文人笔谈，再到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的民间演绎，直至元代以降蔚为大观的“水浒戏”，最终在“施耐庵”笔下凝结聚篇。字里行间，水泊梁山的倒影在浪花中明灭，一百单八将的魂灵于波涛间沉浮。赵敬鹏教授的新著《大运河与〈水浒传〉》能够让我们当代读者枕着运河的水声，重新理解《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

《大运河与〈水浒传〉》

赵敬鹏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提到《水浒传》“文法”极多，“草蛇灰线”即是其中一种，其原话为“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大运河与〈水浒传〉》深入挖掘隐匿于小说行文中的“草蛇灰线”，一条“运河”之线便清晰显出其痕迹，运河将看似断断续续的各种暗伏，遥应串接起来。

《水浒传》故事原型发端于北宋，小说文本定型则是元末明初，而书中频繁出现的运河场景又恰与宋、元、明三代的运河体系形成时空呼应。《大运河与〈水浒传〉》敏锐捕捉到这一时空错叠的叙事张力，以运河开发史为经，以水文变迁为纬，系统考察梁山泊在宋元明三代大运河体系中的动态演变，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北宋作为广济河与济水之间的自然‘水柜’，到北宋灭亡、黄河改道逐渐湮没，成为滩涂性质的湿地，再到元代通过南旺湖调节水量，梁山泊身处东平这个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屋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历时性梳理，跳脱出地理影响文学研究惯性的潜存桎梏，在跨学科的视野中立足文学本位去发现问题，给我们重新理解《水浒传》可能性。

《大运河与〈水浒传〉》围绕运河对《水浒传》地理与人物进行解码译读。赵敬鹏针对原著中广济河这一重要水道存而不提、知而偏隐的写法，结合宋代漕运史料进行路线推演，深入剖析了《水浒传》刻意回避这一地理要素的可能缘由。通过中国运河体系的“世代累积”过程，《大运河与〈水浒传〉》还揭示运河与《水浒传》世代累积成书过程的一致性。通过揭示开封现存水系遗迹与文学文本的镜像关系，在某种角度也印证了作者对历史地理的谙熟，这种跨越时空的符号共振，构成了文本阐释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赵敬鹏以考古学的态度研究运河与《水浒传》关系，给予当代读者返回文学现场的机会，从而对古人、古代文学与历史，增加很多所谓“了解之同情”。

书中涉及大量以李逵为主角的杂剧，可以说是借助李逵等人物的塑形，去解读其中所裹挟着的元代“水浒戏”影响下的大众的审美趣味。《水浒传》中“李逵负荆请罪”等桥段，是元代“水浒戏”给小说留下的宝贵遗产。《大运河与〈水浒传〉》认为李逵被设计为容貌丑陋、性格粗鲁的形象，这种形象喜欢打抱不平，平添了很多喜剧色彩，与元代“水浒戏”整体大团圆结局相符，因此广受读者、观众的青睐。此书对《水浒传》关于人物塑形机理进行充分猜想，即原著作者是在充分考量大众审美趣味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形象进行最终敲定。这一分析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学形象塑造背后潜藏的审美逻辑与创作规律，更生动呈现了大众审美趣味在历史长河中既嬗变又传承的辩证关系。

《大运河与〈水浒传〉》指出，《水浒传》这部文学名著是以运河为叙事线索，通过其流经轨迹构建起完整的时空框架，还表现出“讲故事”的动作，堪称理解《水浒传》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在微观层面，《水浒传》依托北宋汴河构建独特的城市空间叙事。例如，运河桥梁作为人物聚散的关键节点，成为城市结构的象征性坐标。林冲休妻、杨志卖刀、石秀杀嫂、时迁火烧翠云楼等情节，均发生在贯穿各个城市的“州桥”这一运河地标上，凸显了运河空间在推动叙事中的核心作用。在宏观层面，运河的流动轨迹形成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熟悉《水浒传》的读者都知道招安之后的“征四寇”，“征辽”部分提及的潞水是京杭大运河北段，而“征方腊”的军事路线——从淮安、扬州南渡长江，经镇江、丹徒、常州、无锡、苏州、吴江、嘉兴至杭州——与京杭大运河的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完全重合，这一空间叙事策略极大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总而言之，《大运河与〈水浒传〉》耐心挖掘《水浒传》讲故事的规律，特别是如何依托运河讲故事，研究视角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可谓学术界的前沿话题之一。